苏轼以“逆旅”喻人生，非但未流露悲情，反而透露出对生命局限的豁达。他在《前赤壁赋》中曾言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”，此处“逆旅”之说可视为对同一主题的延续——既然人生如寄，何不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（《定风波》）？
苏轼与钱穆父一生屡经离别，此次重逢后又是别离。他未执著于“何时再相见”，而是以“行人”自喻，将离愁升华为对生命流动性的礼赞。这种态度与唐代诗人王勃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异曲同工，却更添一份沧桑后的淡然。
苏轼一生宦海浮沉，却始终保持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（《定风波》）的从容。他以“行人”自况，实则是对士大夫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传统的践行——无论身处庙堂还是江湖，皆以行者之姿坚守本心。
钱穆父与苏轼同为元祐党人，因反对新党屡遭贬谪。二人曾在杭州共事，钱穆父任两浙转运使时，曾助苏轼疏浚西湖、修筑苏堤。此次扬州重逢，苏轼作诗相赠，诗中“惆怅孤帆连夜发，送行淡月微云”道尽离别之苦。
以“逆旅”喻人生，可追溯至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唐代李白亦有“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”（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）。苏轼此句承袭前贤，又以“我亦是行人”创新，使古典意象焕发新生。
宋代文人面对党争频仍、仕途险恶，普遍形成“游于物外”的生命态度。如范仲淹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欧阳修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皆体现类似精神。苏轼此句可视为这一文化语境下的典型表达。
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一句，是苏轼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它告诉我们：生命虽如寄居般短暂，但只要以行者之姿坦然前行，便能在有限的时光中活出无限的风骨。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这句诗依然给予我们启示——真正的强者，不是永远顺遂的人，而是即使身处逆旅，仍能以“行人”的从容，走出属于自己的千里江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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